中华慈善总会党委第一书记、会长 宫蒲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民政工作发表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深刻阐明了事关民政事业发展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是党的创新理论在民政领域的具体体现。慈善事业是新时代民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慈善事业的重要论述，为加强和改进慈善工作、发展慈善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发展新时代慈善事业，就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慈善事业的重要论述为指引，担当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扎实推进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也是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深刻理解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是把握民政工作宗旨使命、职责定位、目标方向、着力重点，引领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第一，共同富裕是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

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在未来社会中，“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实现共同富裕、建立富强国家始终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理想和奋斗目标。1955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同时，他提出了“两步走”战略：第一步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第二步是“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明确提出，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要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新时代新征程，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不仅是共产党人对人民的郑重承诺，更是自己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使命。

第二，共同富裕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化的价值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现代化的最大弊端，就是以资本为中心而不是以人民为中心，……导致贫富差距大、两极分化严重。”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发展和财富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普遍的社会福祉。1844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明确指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主要被资本家占有，虽然社会财富快速增长，但工人实际工资处于停滞状态，贫富差距不断扩大。20世纪70年代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西方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甚至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尽管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财富不断增加，但“贫富差距大、两极分化严重”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导致西方国家社会撕裂、矛盾频发。

第三，共同富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现实需要。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美国出席APEC会议期间再次强调，“我们的目标不是少数人的富裕，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我们将继续推动高质量发展，让现代化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但收入差距也在逐步拉大。2008年我国基尼系数达到接近0.5的峰值，此后虽有回落，但居民收入差距大仍然是突出的问题。因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下大力气应对贫富差距带来的现实挑战，已成为当务之急。

第四，共同富裕是开创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行动指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政工作关系民生、连着民心，各级民政部门要怀着大爱之心、爱民之心做好民政工作”。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新时代发展慈善事业，必须自觉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战略全局出发，牢牢把握慈善事业在社会建设中的定位，全面履行助力基本民生保障、基层社会治理、基本社会服务等职责，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作为引领慈善工作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实践要求和行动指南，使慈善事业更好地体现党的初心使命，传递党和政府的温暖，彰显我国制度优势。

慈善事业是民政部门主管的重要社会事业，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民生保障制度和社会治理制度的有机组成，是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的重要方面，是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道德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慈善事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国情，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慈善文化的精神内涵，借鉴国外慈善事业成功经验，融合现代慈善体系特征，在实践中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发展形成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慈善发展之路。实践证明，中国特色慈善事业是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是民政工作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履行职责使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有力抓手和具体体现。

第一，中国特色慈善事业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追求。

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践行党的为民宗旨、及时响应党的号召、忠诚当好党的助手，它心系困难群众衣食冷暖和疾苦安危，是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政治建设和政治治理现代化的有力诠释。中国特色慈善事业是第三次分配的主渠道，是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的重要举措，是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经济建设和经济治理现代化的有力诠释。中国特色慈善事业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灿烂结晶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是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文化建设和文化治理现代化，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有力诠释。中国特色慈善事业是我国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机组成和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力诠释。可以说，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历程，生动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

第二，中国特色慈善事业体现了新时代共享发展理念的精神内核。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仅需要通过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把“蛋糕”做大，还要在推动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一步把“蛋糕”分好，让发展成果最大限度地惠及全体人民。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展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是落实共享发展理念最直接、最有效的体现。与初次分配关注市场经济效率、再分配以强制性行政手段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同，第三次分配依靠“精神力量”，奉行“道德原则”，它通过人性的温暖和友爱促进社会资源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微观均衡流动，能够有效弥补市场失灵和政策盲区，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补充，也是中国特色慈善事业时代价值的充分展现。

第三，中国特色慈善事业体现了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方向。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既是一个经济发展议题，也是一个社会治理命题。可以说慈善事业是现代社会运行中自我调节的一种特殊方式，它联接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与重要的民生保障制度，联接突发事件应对与日常社会治理，联接政府治理与群众自治，是增强国家软实力和社会凝聚力，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途径。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的财产收入差距是长期存在的，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还有待提高，在发展中积累的一些社会矛盾交织叠加，对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发展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培育专业化的慈善组织，发挥好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对于帮扶困难群体、解决群众关切、化解社会矛盾、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对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四，中国特色慈善事业体现了推动精神层面共同富裕的实践要求。

慈善不仅在社会保障中发挥重要作用，还在提升公民社会责任与社会公德、促进社会成员互助友爱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特色慈善事业既是高尚道德的社会实践，又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和崇高精神境界的体现，更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相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向上向善的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休戚与共、血脉相连的重要纽带。”我很赞成中国社会保障学会郑功成会长的一个观点，“慈善事业促进物质的共同富裕是有限的，提升经济价值的空间也是有限的，但它在促进精神富裕、提升社会价值的空间却是无限的”。发展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发挥好第三次分配作用，对凝聚社会共识和全国人民的精神力量，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基础，推进中华民族精神层面的共同富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慈善会是指由各级政府或者民政部门发起设立，专门从事慈善活动的社会组织。从全国范围看，慈善会通常与各级政府的行政层级相对应，一个行政区划建制内一般只设一家慈善会，一般使用行政区划名称+“慈善总会”“慈善协会”或“慈善会”，也有的与慈善联合会合而为一，称“慈善联合总会”，如浙江、河南、四川、甘肃等省级慈善会都是称“慈善联合总会”。在法人登记形式上，除上海慈善基金会使用基金会法人登记外，全国各级慈善会大都以社会团体法人的形式登记，但在日常工作上均参照基金会进行管理;在业务范围上，全国各级慈善会主要围绕救灾、帮扶、安老、助孤、支教、助学、扶残、助医等展开;在组织形式上，慈善会主要负责人一般为各级党政或民政部门退休领导干部，也有少数情况为在职领导兼任，部分慈善会有财政资金支持，有的还保留事业单位编制，各级慈善会之间虽没有相互隶属关系，但下级慈善会一般为上一级慈善会的会员单位。可以说，慈善会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慈善组织形式，是各类具有官方背景的慈善组织的典型代表，是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中坚力量。

第一，全国各级慈善会的成立开启了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走过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体系中，将慈善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部分，被划入资本家榨取更多剩余价值、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和手段，予以彻底否定。受此影响，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把慈善视作旧时代统治者缓和阶级矛盾以及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在解放初期的“三大改造”中，将旧社会遗留的慈善机构进行了“关、停、并、转”，由国家福利机构取而代之，慈善在新中国进入了近30年的沉寂期。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明确地提出了“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思想，逐步改变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对慈善事业的否定态度。以1981年中央书记处100次会议批准成立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为标志，我国慈善事业开始复苏。此后，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批示、题词、讲话等多种形式公开支持发展慈善事业，1994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慈善正名》的署名文章，向全社会传递了党和国家支持慈善事业的积极正面的信息。这一时期，随着对外开放扩大，一方面我国的慈善捐赠主要来自于境外，尤其是港澳台同胞是主要捐赠来源，按国际惯例，慈善捐赠是民间行为，慈善资金由社会组织而不是政府部门来接收和支配善款;另一方面，随着改革不断深入，对原有的福利保障制度也进行了改革，迫切需要民间力量特别是先富群体对普惠性福利制度进行拾遗补缺。但此时民间人士进行爱心捐赠回报社会，却缺乏稳定可靠、专业权威的接收的渠道。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经过各级政府特别是民政部门的大力推动，全国各地慈善会应运而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第二，全国各级慈善会的发展展现了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制度优势。

中国特色慈善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区别于西方慈善最显著的特征是其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在中国社会治理模式下，各类官方背景的慈善组织特别是全国各级慈善会与党和政府目标一致、同心同德、同向同行，是党和政府意志的忠实拥护者、坚定践行者和社会治理的可靠助手，这是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发展的制度优势之所在。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政治属性体现在具体发展模式上，主要表现为政府主导与民间参与的双向互动。有数据统计，2005—2007年、2013—2015年、2015—2017年，受政策驱动全国慈善会的年新增数量均达到200家以上。这三个快速发展阶段都与各级政府的大力推动密不可分。第一阶段，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支持发展慈善事业”，民政部发布《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06—2010年)》要求大力培育城乡各类慈善组织。在中央精神引领下，浙江、四川、福建、河北、广东等多地召开慈善大会、出台政策文件，成立了一大批县级以上慈善会。第二阶段，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先后24个省(自治区)出台了具体实施意见，大力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第三阶段，2016年《慈善法》颁布施行，全国各地纷纷制定省级慈善条例和实施办法，区县、乡镇级慈善会得到了快速地发展。可以说，从全国范围看，慈善会的快速发展都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直接推动的结果。

第三，全国各级慈善会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特色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

经过多年发展，全国各级慈善会业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体系最为健全、慈善募捐能力最强，覆盖省、市、区县、乡镇甚至村社的庞大慈善组织网络。据《中华慈善年鉴》统计，截至2022年底，全国共有县级以上各类慈善会2823家，除中华慈善总会为全国性慈善组织之外，省级慈善会32家(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慈善总会)，基本实现行政区域全覆盖;地级慈善会328家，行政区域覆盖率98.50%;县级慈善会2471家，行政区域覆盖率86.91%。此外，还有县级慈善会所属的慈善分会及慈善联络站72379家，慈善会组织网络已覆盖全国。2022年全国前201家慈善会募捐总额为288.38亿元，年度募捐收入超过1亿元的慈善会47家，其中超过9亿元的8家。特别是在突发事件应对中，全国各级慈善会都是冲锋在前、勇挑重担、甘当逆行者，在2020年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防控最吃紧的时期，湖北省慈善总会全年募集善款287.63万笔、61.73亿元，物资1.81亿件价值14.16亿元;武汉市慈善总会全年募集善款780万笔、43.25亿元，物资823万件价值3.26亿元，有力支援了疫情防控工作。2021年河南水灾中，仅河南省慈善联合总会一家募集善款善物就达52.04亿元。在去年暑期的京津冀洪涝灾害中，中华慈善总会专项募集款物就达2.85亿元，京津冀三家省级慈善会募集款物超过2.5亿元。此外，在互联网慈善募捐方面，全国各级慈善会通过民政部指定的互联网公开募捐平台，也展现出强劲的社会资源动员整合能力，每年“99公益日”从筹款能力、上线项目、覆盖人群、宣传效果等多个方面，全国各级慈善会都是推动互联网慈善的主要力量。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全国32家省级以上慈善会每年开展的重点慈善项目超过1200个，涵盖安老、恤孤、助学、医疗、帮扶、防疫等诸多领域，受益群众约3000万人次。2020年9月，中华慈善总会联合全国各级慈善会启动开展“幸福家园”村社互助工程，助力乡村振兴、强化基层治理、造福村社群众，截至今年4月，全国共吸引超65万名村民注册，认领村社4.7万个，发布慈善项目超2.5万个，获得捐赠181万人次，累计筹款突破16.7亿元，正在成为慈善助力乡村振兴、推进共同富裕的新时代的“希望工程”。全国各级慈善会广泛开展慈善文化宣传，如中华慈善总会的“中华慈善论坛”、江浙沪皖慈善会的“长三角慈善论坛”、沿黄九省的“慈善论坛”、陕西的“慈善教育工程”、浙江的“西湖论善”、江苏的“钟山慈善行动”、北京的“慈善文化创享会”、深圳参与主办的“中国慈展会”、广州的“粤港澳大湾区公益慈善盛典”、湖州的“百年慈善文化实践示范基地”建设、南通的“慈善之城”建设、临沂的“慈善临沂”系列宣传活动、常熟的“善美”文化建设等，都营造了推动慈善事业发展的良好氛围，产生了积极向上向善的社会影响。

新时代新征程，全国各级慈善会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履行职责使命，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中国特色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中展现使命担当、贡献新的力量。

第一，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推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对民政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深刻阐明了事关民政事业长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和针对性，为新时代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各级慈善会作为民政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认真落实民政部通知精神和陆治原部长要求，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特别是慈善事业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牢牢把握中国特色慈善事业正确政治方向，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推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政治保障。自觉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政治高度定位慈善事业，不断提升做好新时代慈善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让慈善工作在方向上与中央合拍、行动上与时代同步、情感上与群众共鸣，瞄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谋划慈善工作、彰显慈善温暖;坚持学与思、知与行的结合，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成指导慈善工作实践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问题导向、走好群众路线，找准新时代慈善事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以钉钉子精神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慈善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关于慈善事业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第二，坚持面向国家战略需要和群众实际需求展现全国慈善会的使命担当。

全国各级慈善会兼具基金会和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双重角色，从发起成立、日常管理、业务开展等诸多方面都与政府行为密切相关，这种特定的政府背景决定了慈善会不是一般意义的慈善组织，而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具有特殊属性、承担特殊职能、发挥特殊作用，具有中坚性、行业性、枢纽性的行业龙头组织。可以说，以慈善会为代表的官方背景的慈善组织在慈善公益领域的地位作用，如同市场经济中的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最基础、最具典型意义组织形态，全国各级慈善会都应牢牢把握自身职能定位，坚持面向国家战略需要和群众实际需求履行职责使命，不断增强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慈善事业深度融入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应有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全国各级慈善会应立足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更加关注农村困难群众衣食冷暖和疾苦安危，在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中当先锋、做表率、发挥更大作用。低收入群体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点帮扶保障人群，全国各级慈善会，应该积极配合民政部门做好兜底保障，继续把帮扶、济困、扶老、救孤、恤病、助残等慈善业务放在重中之重，时刻关注低收入群体，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好地发挥慈善助力共同富裕的强大正能量。共同富裕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富裕，也包含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慈善事业蕴涵着不可低估的社会价值和精神力量，全国各级慈善会应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大力弘扬慈善文化，宣传慈善典型，做中国特色慈善文化的传承者、创造者和传播者。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慈善事业法治化进程明显加快。当前，正值全国人大对慈善法修正的关键时期，全国各级慈善会应以此为契机，认真总结提炼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有益经验，筑牢新时代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法治之基，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

第三，坚持以提高慈善会治理水平为抓手，努力打造高水平中国特色慈善行业生态格局。

慈善组织是推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微观主体，构筑健康有序、多元合作的慈善行业生态和治理格局，对发展中国特色慈善事业、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提升慈善行业治理水平、优化慈善行业生态，是全国各级慈善会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打铁还需自身硬。从现实情况看，不少慈善会当然也包括我们中华慈善总会在内，还存在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自治机制不健全、组织成员意见表达机制不畅通等问题，会议制度、决策制度、监督制度、救济制度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各级慈善会应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完善现代慈善组织管理制度，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优化决策执行机制，提升组织执行能力，强化内控监督程序，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透明、高效、规范”的慈善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进一步提升慈善会的公信力和专业化能力。全国各级慈善会在党委和政府的引导下，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协助解决民生保障问题，促进社会建设领域的创新实践，不断提高慈善资源整合能力和慈善工作效能。要将慈善业务工作中面临的新形势、出现的新变化、遇到的新问题及时向政府部门反馈，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为党委和政府优化慈善顶层设计、提升慈善监管效能提供决策参考。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充分发挥慈善会枢纽型慈善组织的统筹协调和示范引领作用，促进资助型、服务型等各层次、各类型慈善组织全面发展，形成层次清晰、分布合理、特色鲜明、分工明确的慈善组织良性生态格局，建立慈善行业协同联动、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自律机制，提升慈善行业自律能力和自治水平。人才乃成事之本。各级慈善会应探索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其他社会组织等机构合作培养慈善专业人才，协助有关部门完善慈善从业人员的职业评价体系，拓宽职业晋升通道和发展空间，建立符合相关规定、市场规律且具备激励作用的薪酬待遇标准，提升慈善行业对专业人才的吸引力。

第四，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动新时代慈善事业创新发展。

当前，我国慈善事业已从传统慈善走向现代慈善，从个人行为走向专业化的社会事业，从少数精英慈善走向大众慈善，从线下慈善走向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慈善，从狭义济困慈善走向关注整个社会进步的广义慈善。推动新时代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坚持扬弃，对传统慈善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另一方面要坚持融合，将传统慈善与现代慈善融汇贯通，将自愿、公益、法治、公平这些最核心的现代慈善理念贯穿始终，推动我国慈善创新发展。全国各级慈善会应在慈善项目设计、线上线下募捐、慈善项目管理、慈善活动推广等方面注重引进、培养和使用专门人才，在理论学习与实践锻炼中增强专业知识和技能，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在制度设计上推动慈善事业走更加专业化、职业化的发展道路。当前，以互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方式，同时也拓宽了大众投身慈善事业的场域、丰富了参与慈善活动的手段，这是新时代慈善事业发展的难得机遇。全国各级慈善会都应善于利用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通过抖音、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新渠道，推动指尖慈善、网络慈善，不断提高慈善募捐效率和项目管理水平，创新慈善活动组织形式，激发更多人参与到慈善事业中来。鼓励发展慈善信托，探索慈善信托在设立、培育、管理、扶持等方面的新思路、新途径、新举措，为慈善活动提供内生动能和可持续的多方支持。注重发展应急慈善，认真总结慈善行业在疫情防控、应急救援中的经验做法，建立应急状态下慈善工作统筹协调机制和慈善力量参与突发事件应对的常态化保障机制。积极支持发展社区慈善，促进“五社联动”，鼓励开展多种形式的社区慈善创新活动，推动社区慈善制度化、项目化、常态化开展。